您现在的位置:首页 ->世界暨南人
  • 曾昭科(1923-2014)

    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


    曾任暨大外语系教授、系主任、暨大顾问

  • 曾昭科(1923-2014)简介
           他,曾是港英级别最高的华籍警务人员。

           他,还是一位博学、儒雅、和蔼可亲的鸿儒。

           他,也是暨南大学外语系的执牛耳者。

           2014年12月18日,曾昭科先生病逝,享年91岁。习近平致电悼念。刘云山、赵乐际、胡春华、黄龙云等中央、省市领导也表示哀悼。

           曾昭科是第七、八、九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,曾任我校外语系教授、系主任、暨南大学顾问。

  • 人物采访

    重组外语系的执牛耳者

    曾昭科精通英、日、粤、普语。早年,他肄业于香港华仁英文书院,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,1947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。据了解,他曾是前皇家香港警务处华籍总警司,香港警官学校副校长,为港英当时级别最高的华籍警务人员。

    1961年,曾昭科从香港返回内地后便投身教育界,在我校外语系担任教授。1978年,暨南大学复办,曾昭科又回到了暨大担任外语系主任,担当起重组外语系的重任。

    戴伟华教授和曾昭科是四十几年的老友,也是在曾昭科的帮助下,1978年戴伟华从广州外国语学院调到暨南大学任教。他回忆说,当时暨大刚刚复办,什么都没有。曾昭科就利用自己在香港的人脉,为外语系争取来了不少资源。

    暨南大学外语系在70年代末就建立起了语言实验室,由香港一个有钱人捐赠,所有硬件设备都是当时广州市最好的。“实验室里有录音机,能够带耳机对讲,那时候其他学校根本没有,很多周围的学校都来我们这里参观。”戴伟华说。除此以外,还有一大批书籍的捐赠,都是当时国内见不到的,比如《大英百科全书》《大美百科全书》《牛津大辞典》等等,现在都还存放在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书库中。更让人觉得了不起的是,当时还是80年代初,曾昭科就借助人脉资源为外语系配置了苹果电脑,放在中英秘书模拟专用办公室里供学生使用。

    除了硬件设施的配备以外,“曾老师在引进人才上也不拘一格,”戴伟华回忆说,当时在暨大教日语的禹昌夏老师,非科班出身,靠自学日语成才,当红一时的《排球女将》就是由他翻译。还有谭时霖教授,也是非英语专业出生,精通法德英三国语言,他曾翻译出版陶渊明的诗集。谢耀文教授是化工专业出身,还曾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过监狱,他在监狱里背英语词典,之后在英语翻译上大有作为:他先在外语系任高年级翻译教师,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教研室任教,2009年出版《恼人风味,阿谁知?》的翻译理论与技巧著作,得到业界高度认可……曾昭科选老师不看出身,有能力就行。”戴伟华说。正是在这一班人才的钻研和付出之中,暨南大学外语系慢慢走上了正轨。

    区炜光副教授是曾昭科第一届的研究生,也是我校第一批外语系硕士研究生。他回忆说,当时曾昭科除了网罗一大批人才外,他还自己培养教师,双轮驱动。区炜光就是当时考录的15名学生之一,那年共有2000多人报考。“我们很幸运当了他的学生。”区炜光说,在学习期间,曾昭科经常安排他们去外面听课、听讲座,并且进行现场教学,给他们很多学习实践的机会。

    “他讲完课之后,会让他的研究生再上去讲,还不能照本宣科,要求有自己的观点。”李启莺副教授也是这15名研究生中的一个,她回忆说,“曾老师的教学非常灵活,跟国内的方式很不一样,他上课能一直滔滔不绝地讲,天文地理历史他都知道!”

    同样是他第一届研究生的陈垣光副教授讲到了一个小故事,有一次在课间,曾老师和大家聊天的时候说:“你以为我一个礼拜只讲一节课很容易吗?《Newsweek》、《TIME》,我要看一个礼拜,才能给你们讲这一次课。”陈垣光感慨道:“其实,曾老师的博学是他勤奋好学的结果。”

    据学生们回忆,当时报考暨南大学的华侨比较多,招生时都是曾老师亲自去面试。区炜光说,到后来他们自己当上老师后,研究生答辩请曾老师回来当评委,每一本研究生论文他都会仔细翻看,“我们年富力强,每人负责两个学生,都已经很厉害了。曾老师都到了退休的年纪,却可以负责多达7、8个学生”。据戴伟华介绍,曾老师对学生十分严格,从不走过场,每一本论文他总能看出一些问题,“他思维十分敏锐,”戴伟华感叹说:“广州高校可能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了。”

    严师慈父:平易近人的曾公

    曾昭科的课上得非常好,“他上课基本不用照本宣科,但上至天文地理,下至风土人情,无所不晓。他喜欢辩论式教学,组织同学用英语进行辩论,既提升用英文思维的能力,又可以扩展同学的知识面。” 李启莺介绍说。“他上的课,总喜欢用 ‘brainstorm’(头脑风暴)的教法,一上课就给学生打开一扇知识的天窗。” 戴伟华回忆说。

    “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沙河顶,教的是“小大学生”,平均年龄十四岁,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。曾昭科一上课就不停地讲,“孩子年纪小,培养语感非常重要。”这是他采用的一种重要方式。

    曾昭科在学业上,对待学生不是一般的严格。当时有些学生很调皮,还有人上课打瞌睡。他就专门抓打瞌睡的同学提问。 但是,生活中,曾昭科又是一位慈父。

    “谦虚、亲和”,在问及曾昭科给学生们的印象时,李启莺重复这两个词不下五遍。戴伟华也说,“曾昭科很平易近人”。戴伟华和曾昭科在1970年认识,当时他刚从汕头部队农场接受锻炼回到广州外国语学院,是曾昭科亲自到校门口接他,还帮他搬运行李。“身材高大,和蔼可亲,没有架子。”是曾昭科留给他的第一印象。曾昭科和他一见如故,“就像老朋友一样,有很多话说。我与曾昭科是忘年之交,虽然我们相差17岁,但他开口都叫我老戴,我都非常不好意思。”

    曾昭科对他的学生十分用心,甚至连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都十分了解。戴伟华说,曾老师非常关心他的下属,“当时我儿子的眼睛不是很好,他一直记着,还介绍我去找好的医院医生给我儿子治眼睛,”戴伟华心怀感恩,“曾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,我爱人、我儿子都得到过他的关照和帮助”。

    曾昭科的学生对曾昭科有各种亲切的称呼,诸如曾sir、曾公等等。“他虽然是个领导,但是很有亲和力,有他在的地方一般都会嘻嘻哈哈的。”李启莺说,曾老师虽然身居高位,但是一直十分友善,“他去饭堂吃饭的时候,经常会先跟炊事员握握手,拍拍肩膀,问候问候人家,”李启莺觉得,“他到哪里都会让人觉得很温暖,很舒服,这就是他的魅力”。

    区炜光说,毕业之后,他们的每一次春节聚会曾老师都会回来,“他每次一进门,都会跟老教师们一个一个的握手。几乎每次聚会,他都是最后一个走,总有很多人围着他聊天。”区炜光还提到,因工作需要,当时政协给曾昭科专配了电脑,“他转手就送给了我。他就是这么大方的一个人。”

    “只要说我是个爱国者就行了”

    曾昭科向来朴素,戴伟华回忆说:“他很少穿西装打领带,总是一身中山装。”在沙河顶教学时,曾昭科没有住校。戴伟华说,“他家住在华侨新村,每天都骑车来回,风雨无阻。对于他这样一个身份做到这样,是很不容易的。”

    曾昭科在国外学习多年,精通英语和日语,“但他从来没有宣扬自己,没有崇洋媚外,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讲的都是要爱国,要有民族感,”李启莺说,“这在我今后的人生当中影响非常深远。”

    在复办暨南大学外语系的过程中,曾昭科只有一个目标和信念,那就是把暨南大学办好,把外语系办好。“完成这个愿望的标志就是学生成才。”区炜光说。“他教学生从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出国,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建设国家。”李启莺说,“不崇洋媚外,为了振兴祖国而奋斗,才会形成我们中国现在的崛起,没有这样的人,中国怎么崛起。”在李启莺的心目中,曾昭科就是这样的人。

    据了解,曾昭科的那一批研究生最后很多人都选择了留校任教,治学不求功名利禄,惟愿桃李天下,培育后人。“我们退休之后,还受聘担任外语学院研究生的督导,”区炜光说,“我们是秉承了老师培养人才的思想,坚持到现在。”

    戴伟华说,曾昭科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者。他回忆曾昭科生前曾说:“我死后,你们不要说我做过什么官、给我戴什么高帽子,这些我都不需要,只要你们说我是个爱国者就行了。”


    ((来源: 暨南大学报  作者: 苏运生、蔡青  时间:2015年1月4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