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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纪宗安

    暨大第一位女博士


    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

  • 纪宗安简介
           1949年出生的共和国同龄人一大共同点是人生阅历丰富,暨南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女博士、暨南大学原副校长纪宗安也不例外。前半生她辗转了国内四大省会城市,中年时她和老公一人一张评分表,二人携手留在了得分最高的广州,尽管这里离亲人最远,方言最难懂。
  • 人物采访
    年轻时吃的苦是财富

    纪宗安生于1949年7月,5岁以前生活在南京,后随父母迁居西安,直到“文革”前,她都过着“公主”般的生活。

    纪宗安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,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回国,曾任南京公安医院院长,不久调往第五军医大学,后并入第四军医大学,举家迁往西安。那时,纪宗安的生活无忧无虑,住教授楼,家里请保姆;她学习成绩也很好,小学当过大队长,初中则一直是班长。

    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始,纪宗安全家生活质量和尊严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,父母住“牛棚”被批斗,兄弟姐妹则只能自己照顾自己。纪宗安回忆道:“还要感谢我们的母亲,之前一到节假日和寒暑假她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自己干活,自己做饭,趴在地上擦地板。按母亲的说法,‘女孩子以后可以不自己做,但一定要会做’。”

    1968年底,纪宗安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到了陕西汉中农村“插队”,1970年3月又被安排到甘肃山丹军马场。在军马场,她种过田,做过工人,当过售货员、会计,还任过子弟学校的教师,而正是这段教师经历,帮助她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,以全县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兰州大学历史系。

    虽然“文革”对于家庭是一次严重打击,但纪宗安并未消极过。“不管顺境逆境,都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,在农村多吃点苦不是什么坏事,到了大学才会废寝忘食地学习。”纪宗安坦言,“文革”的经历让她丢掉了身上的骄娇二气,还练就一副好身体,学会了谦虚谨慎、多感恩、少抱怨。“一个人如果注定要吃苦,那最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,因为这种苦将会助推他成功,成为他终身的财富。”

    夫妻俩打分选定广州

    1966年,全国兴起红卫兵“大串联”,纪宗安就曾借机来过一次广州,那时广州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:“广州比邻港澳,文明程度比许多内地城市都要高。当时广州街道没有那么乱,批斗、剪头发之类的事情也少得多。大串联的学生走在路上乱扔垃圾都会有行人提醒扔进垃圾箱。”

    1985年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夕,纪宗安再次来到广州,那时改革开放已在广东先行,“扑面而来的是清新的、改革开放的气息,耳目一新的感觉”,纪宗安仍清晰记得第二次到广州的感觉,“一直到今天,广州在城市管理上、市民的理念上还是一流的,广州的人际关系简单得多,人们之间很坦诚,很直言。”当年,纪宗安考取了暨南大学朱杰勤教授的博士,成为暨大招收的第一位女博士,主攻中外关系史方向。

    1988年博士毕业时,纪宗安面对着四大选择犯了难:北京是纪宗安的先生的故乡,而且北京中华书局已同意聘用她,这份工作颇有吸引力;西安是纪宗安的父母所在地,读博士前曾聘用她的西北大学一直希望她能回去工作;成都则是纪宗安的先生工作的城市,而且四川大学也同意聘用她;相对于其它城市“亲情+工作”两者兼备的优势,广州有的只是暨大的留校邀约,但广州自由开放的氛围却深深吸引着纪宗安。

    最终帮纪宗安下定决心留在广州的是她的先生设计了一个“评定量表”,两人分别就四地的工资收入、子女教育、居住环境、事业发展等要素打分,最终广州得了最高分。“二十多年过来了,证明我们的选择没错。”纪宗安满意地笑着说。在广州的二十余年,夫妻二人工作生活都很充实,纪宗安从1991年开始担任院系领导职务,先后担任过历史系主任、文学院副院长、统战部长、教务处长、副校长等职,今年6月退休后,仍带领着8名研究生继续做科研。而她的先生则成为国内园林界的知名学者,目前担任《中国园林》杂志的主编。

    广东学生更爱学习了

    作为外省人,刚开始在广州执教时,纪宗安发现广东的孩子不太爱读书,“大学本科读完后,很少有人愿意去读研究生。”在教育部刚出台推荐免试研究生政策时,不少具有资格的广东学生并“不感冒”,相对于名企工作机会、公务员等,读研被排在后面,也出现过被录取的广东研究生放弃就读的情况。

    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研究生楼里住的大都是外省人,于是便有了江湖帮(江西、湖南),山河帮(山东、河南)等玩笑说法。曾经有一名山东过来的研究生说,他们本科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学考研,而那时这边学生考研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。”纪宗安分析说,广东人一直都比较务实,当时大学毕业不难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,所以就不愿再花时间苦读了。

    但是纪宗安发现,近年来,情况有了很大改变,考研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。纪宗安认为,原因是多方面的,但主要是发展竞争的需要,广东学生越来越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,而且广东的产业升级也对人才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    “唔识”广州话不再是障碍

    刚到广州时,语言一直是纪宗安走出校门的障碍,她先生说:“听不懂广州话,刚开始看电视,宁愿看英文台。等毕业后家里有了电视机,通过多看粤语频道,才慢慢学会了广州话。”

   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,纪宗安慢慢发现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到广州,人们的语言沟通已经不是问题,就连学校附近菜市场的老太太都能用普通话无障碍交流了。

    纪宗安认为,包容正是广州文化的魅力所在,“在广州,基本不会有人对你穿什么评头论足。我刚来广州时,看到有老教师穿着塑料凉鞋和洗旧发白的制服站在讲台上,并不引起别人的关注甚至异议。我很喜欢这样的文化,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,没有人去议论,自己也不用在衣着上去花心思。广州更像是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,人际关系趋于简单,不让人为一些琐事感到烦心劳累。”

    丝路建设应注重文化内涵

    纪宗安是中外关系史专家,虽然已退休,她仍担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,她专注于中国古代与西域、南海关系的研究。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与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,纪宗安认为颇为符合目前世界形势。

    “丝绸之路”这个词,老百姓喜闻乐见,很形象。但是具体执行者往往只关注经贸,而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的重视不够、知之不多。中国古代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不仅仅是贸易关系,在文化、军事、宗教、外交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入交流,而交易的物品也不仅限于丝绸,茶叶、香料、陶瓷、毛皮等都曾是热门的商品。

    “了解历史,交往时更能拉近兄弟情义。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质,不能简单移植,但可以学习借鉴,相互更多地了解历史文化,有利于经贸发展。”纪宗安建议道。


    来源: 暨南大学报  作者: 林世宁  时间:2014年12月1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