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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王越(1903-2011)

    中国著名教育家


    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

  • 王越(1903-2011)简介

    在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界,王越都是一位德高望重、广受尊敬的教育家。在超过一个世纪的人生路程中,王越曾师从陶行知先生,一生对贫苦工农大众抱着炽热的爱心;他曾两次承担起复办暨南大学的重任,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;他积极参与社会工作,曾担任广东省政协第四届、第五届副主席。

    历经108载风雨,著名教育家王越先生的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26日。他师从陶行知,立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,并终将一生心血倾付高等教育事业,在“华侨最高学府”暨南大学师生心中竖起一座丰碑。

  • 人物采访
     品评王越先生的人格风范,儒雅博学、志趣高远的风采令人敬仰。他与陶铸、冯乃超、马寅初、梁实秋、吴宓、陈寅恪等共事、为友,《百岁王越诗文选》中记载了他们的诗文往来,可谓“诗成有共赋,酒熟无孤斟”。追溯他的学术道路,他在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,著作等身。

    “颓龄皓首镜中看,百载沧桑岁又阑。表里山河萦梦寐,沉浮身世上毫端。”2003年,王越在百岁生日时所赋诗词或许能概括他丰富而厚重的一生。

    “援饥援溺心头热,师马师陶道路宽”

    广东兴宁素有“客家名城”、“中国油茶之乡”的美誉,1903年12月,王越就出生在兴宁一个农民家庭。1921年,王越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,教育科包括三个系:教育系、体育系、心理系,当时科主任是陶行知,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、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王越,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。谈起陶行知,年逾百岁的王越难抑深情:“千言万语也道不尽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啊!”

    那个时期的东南大学规模宏大,拥有许多著名学者,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潮,对大学教育影响颇深。陶行知是当时东南大学的领导成员之一,他作风民主,善于与人交往,处理教务井井有条。东南大学讲坛异彩纷呈,有些教授学有所长、思想开放,与时俱进、教书育人,收效显著;有些老夫子深研国学,喜谈“国故”;许多教授归自国外,照搬洋教条,专用洋课本;有的教授既宣扬美国的新人文主义,又推崇孔孟,冶中外于一炉。这种自由开放的大学学风对王越治学、办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。

    偏远的粤东山区磨砺了王越朴实坚毅、不惧艰苦的个性和意志,东南大学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、广博丰厚的文化资源使风华正茂的王越眼界大开,如渴水的海绵般尽情吸收知识的养分。他对竺可桢教授讲授的地理学、气象学兴趣浓厚,杨铨(杏佛)教授开设的“办事方法论”也让他惊喜不已。杨教授讲授如何培养办事人才,如何发挥其专长并涉及事业的管理,同现代管理科学如出一辙。广东老乡梁启超先生也于1924年左右被东南大学聘请,讲授《左氏春秋》。更令他珍视的,是在东南大学与陶行知先生结下了一生的师生情谊。

    王越晚年回忆陶行知,对他的教育教学思想深为佩服,他举例说明陶行知如何冲破“土八股”旧传统的束缚,克服“洋八股”的羁绊。陶行知打破王阳明认为学生要遵照师训才不会犯错的旧传统,认为老师要培养出为自己所崇拜的学生,“如此见解,较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’含有更丰富的意义。”陶行知认为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:一有真知灼见;二肯说真话,敢驳假话,不说谎话。王越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,认为这也应该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,他认为这条座右铭“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人弄虚作假之歪风,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”。

    王越将陶行知的人生观总结为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他说,陶行知先生家中衣服,谁都可以拿去穿,陶行知“义则居前,利则居后”,不吝钱财,总是将自己的钱给最需要的人。

   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生活,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,“援饥援溺心头热,师马师陶道路宽”,他的教育事业之路从此开启。

    “诗成有共赋,酒熟无孤斟”

    在王越的客厅里,有一幅书法抄录了杜甫的诗作:“江汉思归客,乾坤一腐儒。片云天共远,永夜月同孤。落日心犹壮,秋风病欲苏。古来存老马,不必取长途。”这是梁实秋思乡情切时所题赠给王越的墨宝,其中有一段令人慨叹的故事。

    王越回忆道:“这幅字说起来还是一件令我终生遗憾的事情!1948年到1949年,梁实秋先生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教书,与我相熟。解放前夕,他对我说想去香港,后来到了台湾。离开内地几十年,梁先生思乡情与日俱增,他的儿子就在我们暨南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。于是90年代他便写信给我,表达了想回来看看的意思。为这事我找了有关部门,后来也没结果,没想到一年后梁先生就离开了人世!这条幅就是当时梁先生随信寄来的……”

    王越一生与陶行知、陈寅恪、吴宓、王起、梁实秋、王宗炎、刘佛年、高觉夫、李善邦等知名学者交往深厚,留下不少书信往来和诗赋互赏。在暨大,王越与陈乐素、赵元浩、朱杰勤、翁显良和曾敏之等知名学者交情甚笃。回忆陈寅恪,他说陈先生晚年在中山大学最过人之处,就是他的独立思想、自由精神,从不逢迎权贵,提倡做学问要独立思考。陈老逝世后,王越作诗叹道:“讲学阳台迹已陈,盲翁风骨迈群伦。如何国士终邻丐,陋室谁怜老病身。”吴宓一生跌宕,王越感慨而作《长安吴生行》:“阴霾散尽碑长在,赢得悠扬身后名。”

    在暨南大学复办重建的过程中,王越与当时的省委书记兼暨大校长陶铸同志结下情谊,他回忆陶铸,作诗曰:“当年慷慨说黉宫,广厦连云指顾中。万里梯航归赤子,满堂弦诵坐春风。难忘短俸添长卷,岂有完人喻劲松。太息狂涛兴宦海,江淮何处觅遗踪!”

    许多人都向王越请教长寿秘诀,王越说:“很简单,作息饮食要有规律,最关键的还是要精神充实,勤钻研,惜光阴,处逆境,莫灰心,而且我是活到老,学到老,常动脑,勤思考,这样也不会得什么老年痴呆症了。”王越的家人表示,老人年近九十还曾学电脑,后因视力减弱才作罢。他豪情仗义、重情重义,在“文革”中帮助过他的人,一生都铭刻于心,年逾百岁无法出行,还要求子女常去拜访。他对贫苦的民众也身怀爱心,解放前曾在广州举办民众教育馆,身体力行为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争取和提供教育机会,并曾在广州郊区的长湴村创办农民夜校,解放后继续与该村的干部和村民保持着珍贵的友情。

   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,王越一生心血献予教育事业,他两次参与复办命运多舛的暨南大学,并留下了许多理论著作和办学思想,德高望重,广受尊敬,为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华侨高等教育留下了浓墨重彩。这位百岁老人的风雨人生路和教育工作足迹也如一部厚重的书,供后人阅读、品评。


    (来源: 中国社会科学报  作者: 彭梅蕾)